《善脉寻踪》第四篇，让我们走进浙江杭州。探寻晚清士绅丁丙及同仁们如何依靠民间合力，在战火废墟上重建一座城市，并留下了一个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的民间慈善协作体系。

一、家世与实业：慈善事业的经济根基

丁丙（1832—1899），字松生，一字嘉鱼，号松存，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出身钱塘世代经商之家。其家族从明代起经营布业，家境丰裕，据《清稗类钞》记载其“家充殷盛”，雄厚的家业为他后续投身藏书抢救与慈善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丁丙在实业经营方面颇有建树。他自幼随父学习经商，在继承家族布业基础上，拓展经营至丝绸、棉纺、锡箔、典当等领域。19世纪末，面对西方列强的经济入侵和洋商对原料、市场的垄断，丁丙力推传统商业资本向现代产业资本转变，成为浙江近代工业先驱。杭州博物馆2022年“丁丙与十九世纪的杭州”特展，将“实业”列为丁丙生平三大事业之首予以系统呈现。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丁丙与南浔富商庞元济（字莱臣）筹银30万两，在杭州拱宸桥西如意里创办——世经缫丝厂，这是浙江第一家机械缫丝厂，也是当时国人自办规模最大的缫丝厂。厂内购置意大利式直缫丝车208台，率先自备发电机实现夜间照明，成为浙江最早应用电力的工业场所。次年（1896年），二人再合资8万两于塘栖创办大纶丝厂；同年，丁丙与王震元等人发起创办通益公纱厂（杭州第一棉纺厂前身），为当时浙江规模最大的棉纺织厂之一，《申报》载“经丁绅丙、王绅震元等创办”，先后筹集官款四十余万两助力兴办。

丁氏家族以实业、藏书、慈善为三大世业，丁丙本人淡于荣利，谢绝左宗棠举荐的江苏候补知县官职，终身深耕实业、文化与慈善事业。

丁丙纪念馆--坐落于杭州.余杭.闲林

二、善举联合体：晚清杭州的“民间市政府”

咸丰十年至同治三年（1860—1864），杭州两度遭战火侵袭，城郭残破、人口锐减，城市运行几乎停滞。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委托丁丙、胡雪岩等杭城士绅办理战后善后。以丁丙为代表的热心于社会慈善救济事业的杭州士绅群体受命于危难，本着对桑梓的热爱、对同里百姓的怜惜，不遗余力的恢复并扩充了慈善组织，于同治四年（1865），建成了功能齐全的“杭州善举联合体”，此后在政府之外以民间身份长期参与维持了杭州重建时期和之后的发展进程。

善举联合体以普济堂、同善堂、育婴堂为主体架构（合称“三善堂”），统管近30个慈善机构。据丁丙所著《乐善录》记载，领导善举联合体的被称为“善举董事”的群体，由善举总董-各堂（局、集、仓等）董事-司事3个层面构成。联合体设有21位总董（如王泰、胡雪岩、应宝时、庞元济等）、170余位堂局业董、160余位司事，以及130余位粥厂和保甲局绅董，鼎盛时期的工作人员曾达1000人左右。

在丁丙的主持经营下，善举联合体的善举功能逐渐超出传统的慈善救济范围，覆盖多个领域：设立怡安堂收养孤老、清节堂收养寡妇、义塾招收贫寒子弟、施药所免费诊疗施药、栖流所收容旅途中患病之人、恤灾所安置火灾灾民等社会保障工作；创办牛痘局防疫（曾一年为1000多人种痘）、救火义集消防、借钱局小额免息贷款等履行政府行政职能；与胡雪岩同创钱江义渡，免费摆渡过江百姓，鼎盛时一年义务运载渡客达4000余万人次；设立浚湖局疏浚西湖、临平湖、西溪河、城内河道、驻防营河道等主要湖泊河流，涉及杭州众多水域；集资重建战争中被破坏的拱宸桥、断桥、庆春桥、宝善桥等著名桥梁，还重修西湖湖中心著名景观湖心亭等；还设有迁善所（收容教育轻微犯罪犯错者并提升其自信谋生能力）、三仓（富义仓、永济仓、义仓）、粥厂（当时杭州设有东、南、西、北、中、江干、湖墅等7个）、丐厂（相对固定的乞丐栖息所）、掩埋局（掩埋战乱死亡者）、施材局（制作并施舍管材）、报验局（验尸机构）、钱江救生局（打捞钱塘江浮尸及救生）、保甲局（负责城市治安，更夫栅夫达370余人）等，形成完整的民生帮扶、城市运维、公共服务及社会治理网络，堪称“民间市政府”。

联合体制定完备规章，每年向官府呈报收支征信，具备现代公益组织的透明化雏形。日本学者夫马进在《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中评价，该组织深度渗透市民生活，是中国民间社会治理的经典案例。

在联合体中，丁丙担任总董15年，此后再实际主持约16年，直至去世，共31年，始终不取分文报酬。据《杭州善堂文稿》记载，他退任后的20余年间，善举赤字仍多由他个人填补。杭州善举联合体是民间发起及筹措、政府资助、士绅共治的典范，其职能差不多涉及所有市政事务，体现了晚清杭州城民间力量协同参与城市治理的突出成就。

杭州善举联合体组织系统示意图

杭州善举联合体的特点不仅将当时杭州已有的各种慈善机构贯通联为一体，而且集合并借助了各个商业行会的力量，将慈善组织的功能扩展到社会事务的各方面，因此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巨大的社会整合力，才能在战后担任并主导杭州的社会自救和社会重建。

三、乱世护文：从“八千卷楼”到“文澜阁”的文化守护

丁丙藏书事业源自家传。祖父丁国典仰慕北宋先人丁顗“藏书八千卷”，在杭州建藏书楼，并请名士梁山舟题名“八千卷楼”；父亲丁英续有增益。丁丙与兄丁申继承后，历时近三十年搜罗购求图书，或买或抄，将藏书扩充至1.5万多种、20余万卷，使杭州八千卷楼跻身清末四大私人藏书楼（常熟铁琴铜剑楼、湖州皕宋楼、聊城海源阁并称）。

丁氏兄弟更为人称道的，是对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守护。咸丰十一年（1861），战火损毁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大量散佚。丁申在留下镇发现阁书散页被用作包装纸，急告丁丙。兄弟二人召集数人，趁夜入城从瓦砾中捡拾残页，先后抢救出约七八千册，运往上海暂存。战乱平息后，兄弟二人将抢救所得运回杭州，暂存于府学尊经阁。光绪六年（1880），浙江巡抚谭钟麟采纳丁丙建议，筹款重建文澜阁，次年竣工。时任典守阁书的陆光祺为此绘《书库抱残图》，浙江巡抚左宗棠为题署卷首，后人传为佳话。

文澜阁修竣之际，丁丙时年五十，又发起补抄残缺书卷的工作。光绪八年（1882年）五月，丁丙主持的补抄工程正式启动，在杭州东城讲舍设局，指定张大昌、孙树礼二人专职负责，先后组织一百余人参与抄写。丁丙一面拿出自家八千卷楼的藏书作为底本，一面广泛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等江南十多家藏书楼借书补抄。整个工程历时七年，共抄录3396种、修复缺损891种，使文澜阁《四库全书》恢复了原貌的十分之七八；加上此前抢救所得和后继补抄的捐书，最后保存下来的阁书达34769册。此后钱恂、张宗祥等人又有所接续，先后进行过两次补抄，使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被广泛认为是现存七部中“最完整”的一部。俞樾赠联赞曰：“十万卷收有用图书，四千部补完天府册；三千善积无边功德，百年修到地行仙。”

在文献整理与出版方面，同治六年（1867年），浙江巡抚马新贻奏设浙江官书局（亦称杭州书局）于杭州小营巷报恩寺，经费由厘捐拨支。丁丙、丁申兄弟以八千卷楼丰富的藏书提供底本支持，与校勘学者谭献、黄以周、张大昌、张颜、王治寿等人通力协作，整理出版《武林往哲遗著》等大型丛书。丁丙还编纂了《武林坊巷志》八十卷，征引文献达1600余种，翔实记载了自南宋至清末杭州城内坊巷、官署、寺庙等古迹，是研究杭州城市史的核心文献。

小八千卷楼--现存于杭州.浙一医院内

四、《乐善录》与慈善精神的传承

丁丙病重期间，在病榻编纂《乐善录》，由其子丁立中后续补撰成书。该书系统记录了杭州善举联合体的建置、资产、规约与捐输详情，被夫马进誉为“详细记录了一个城市慈善事业的全貌”的珍贵文献。《乐善录》不仅是研究中国慈善史的关键一手资料，更是反映晚清杭州社会力量在城市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重要见证。

《乐善录》--原著现存于杭州图书馆

丁丙临终遗言“分应独善心兼善，家守清贫书不贫”。他的一生散尽家财于藏书与慈善，不慕仕途、甘于清贫，以“积书十一，积善十九”的家风，为杭州留下绵延至今的善脉。如今，杭州庆春路东河畔的丁氏兄弟铜像，与文澜阁、拱宸桥、富义仓一同见证这座城市对一位“布衣善士”的永恒致敬。 丁丙与杭城士绅开创官民互补、士绅共治的慈善治理模式，其系统慈善理念与社会担当，至今仍是“善城杭州”的珍贵文化底色。

丁丙纪念馆--坐落于杭州.余杭.闲林

丁丙毕生践行的慈善精神，并未随岁月湮没。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闲林埠老街的丁丙慈善基地，是浙江省示范性慈善基地、杭州市慈善文化传播基地。 基地作为衔接政府、公益慈善组织、社会力量和服务对象的枢纽型慈善载体，以丁丙善举为根基，集展示、教育、实践于一体，系统呈现丁丙与杭州善举联合体的治理智慧，传播慈善文化、培育公益力量、联动慈善资源、开展志愿服务，成为“善城杭州”的标志性慈善阵地，让丁丙“积善成德、兼济桑梓”的善脉永续传承、焕新发光。

来源 | 浙江省传善公益服务中心、吴晶所著《积书乐善道不孤独——丁丙与杭州》、丁丙纪念馆内展陈记载等相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