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脉寻踪》第二篇，让我们走进广州。广州，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一街一巷都有悠远的故事，一砖一瓦都有隽永的记忆。广州堪称是一座有温情的“慈善之城”。自东晋始，女灸学家鲍姑就在今应元路三元宫内熬药治病，其夫婿、医药学家葛洪写就《肘后备急方》，救人无数，开启了广府慈善之先河。到了宋代，广州威远门（今海珠北路）内建成寿安院，这是国内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慈善医院。清末民初，广州九大善堂成功募款，用民间善举收回“粤汉铁路”，慈善广州闻名全国。

东晋时期，葛洪鲍姑施医赠药足迹遍广东

约1600年前，东晋时期，岭南气候炎热潮湿，瘟疫频发。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位女炙学家鲍姑在这里和瘟疫多次交锋。据《广东省广州市粤秀山三元宫历史大略记》碑记载，她用越岗院（院址在今应元路三元宫）内的井水熬药，救人无数，其艾炙疗法称颂一时。

20世纪30年代初,港澳地区瘟疫流行,病人纷纷返回广州医治，方便医院无条件接收病人入院

鲍姑的父亲鲍靓时任南海太守，她的丈夫葛洪则是鲍靓赏识的青年才俊。鲍靓还为女儿在越秀山山脚兴建修道场所，初名越岗院，也就是今天的三元宫。鲍姑四处施医赠药，足迹遍布广东，广州府志及附近县志、通志皆有记载。

画作里的鲍姑面容很清秀

元代画家王蒙的画作，主角是东晋医药名家葛洪

那时，鲍姑主张炙法治病，后来，她找到了岭南盛产的红脚艾作炙材，制成艾绒条，取一点用火点燃，熏于人身，没想到出了奇效。据《羊城古钞》（卷八）记载，“每赘疣，炙之一炷，当即愈”。也是那些年，鲍姑在越岗院施医赠药，瘟疫盛行时，则用泉水配药分发给大家，驱除瘟疫，一直坚持。而时人念其恩德，将越岗院的井命名为“鲍姑井”，在越岗院设祠纪念，千年香火不绝。

广州三元宫内鲍姑宝殿寄托着后人对鲍姑的感念

葛洪写下了《肘后备急方》，记载了109个针灸医方，其中有90余条是炙方，尤其对施炙部位、炙用壮数、注意事项等论述十分详细，留与后人，并写道：“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则侯之仁斯民也，岂直一方书而已乎？方之出，乃吾仁心之发见者也”。在他看来，写书是为了让更多穷苦人同样治得起病。至今，三元宫内仍有“鲍姑井”“鲍姑殿”，见证了这对神仙眷侣的传奇善举。

葛洪写下了《肘后备急方》

唐宋元时期，民间义举精神传导至官府

古代广州一直被视作瘴疠之地，也被当局者视为流放官员之地。广东史志资料显示，唐代被贬流放岭南之士和他们的后代有一百二十八族之多。前人施医赠药的义举精神也逐渐从民间传导至官方。817年，孔子三十八代孙孔戣来到广州任职，他设立了广恩馆，收纳济养谪宦子孙中流落广州“不能自存者”。

据《广州城坊志》所记，1183年，历史上默默无闻的人物——管鉴来到岭南当官。他奏准朝廷，拨米粮救济流落岭南的士大夫子弟。管鉴的义举一步步走出内外亲疏的差序格局，从救济流落官员开始，很快延伸至治病救人。

1253年-1258年，宋代提举刘镇孙在广州威远门内（今海珠北路）设立了寿安院，这也是目前国内最早有详细文字记载的慈善医院。番禺探花李昴英在《寿安院记》中说，寿安院没有贫富贵贱之分，专收治无依无靠的病人。寿安院随时可入诊，男女分开看诊，有单间科室，有人负责煎制医药，病治好了则资助其返家，治不好则妥为安葬。彼时，“病人住院，住处既高爽清洁，用具齐备，睡眠充足，心情已大为宽慰，加上药物的效力，多数不久即可康复”。刘镇孙还“拨给医院可收租的田地作为长期经费来源，规划妥善，可行之久远”。宋代，传统官办慈善事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部分官员开展慈善的内在驱动力。

到了元代，慈善医疗救助模式进一步完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记下了他在广州看到的一幕：一家大型慈善机构供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居住，它的运营成本则通过地方税收支付。

清末广州出现九大善堂 救济赈灾佑民闻名遐迩

1810年，十三行巨商潘有度、伍秉鉴等捐巨资设立种洋痘局，为百姓免费接种，开了中国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先河，惠及上百万人。而太平天国运动后，慈善的大舞台逐渐从政府回归到民间，并逐渐形成助人自助的理念。

一百多年前，珠江风起云涌，潮起潮落，而广州慈善事业也随着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在记录广东慈善发展的《全粤社会实录》（1910）一书中，作者如是概括：“粤人之性质更多行侠仗义之风，以故慈善事业之创设最多，为他省所不及。”其中，这种行侠仗义之风又以广州最为凸显。在这片土地，先后出现了普济堂（男老人院）、普济院（女老人院）、恤釐公局（救助寡妇）、育婴堂、麻风院等专业化慈善机构。然而，这时的慈善，依旧带着强烈的“衙门”色彩。

近代时期，慈善机构星罗棋布 九大善堂最为有名

1871年，广州商人钟觐平、陈次壬、白伦生等联合商界同仁创办了近代广州最早的善堂——爱育善堂。一时间，无数颠沛流离的贫民前往避难，粥管饱、衣尽暖。爱育善堂同时也开办义学，让更多人找到谋生出路。在紧接着的40年间，广州城内外又诞生了大大小小慈善机构30多家，不仅涉及医疗、救灾，还包括免费教育及教养盲童等领域。

清光绪年间，广州地区鼠疫流行，数万百姓丧命。1894年，有广州居民把病人或者死者抬至西门外护城濠。疫情严峻，百姓求生多靠民间自救。陈惠普等24位各行业的行商自发募捐，购买了广州城西门外地块，盖平房，救济收治病人，为劳苦民众赠医施药，施棺殓葬。1899年，该处扩展为方便所，后称方便医院（即现在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再往后，方便医院“一闻灾即赴救，不避艰险，不计日夜，不论远近，不避时疫，亲理病人，亲济受灾群众”。

1901年的广州城西方便所，当年改称广州城西方便医院

1906年，中国着手从美国合兴公司手中收回粤汉铁路路权，包括爱育善堂和方便医院在内的广州九大善堂选择了民间“招股”，筹集4400万元（注：银圆）收回了粤汉铁路，轰动全国，从此九大善堂闻名遐迩。

图为上世纪初广州方便医院全貌

随着20世纪的到来，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救亡图存”的迫切，原本主办救济事业的广州慈善力量也参与到时代的变革中。1911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清政府只顾搜捕革命党人，对满街遗骸置之不管。近代民主革命家潘达微舍命斡旋，两粤广仁善堂出面收殓烈士遗骸，安葬于黄花岗。武昌起义爆发后，广东商界、慈善界积极商议应对之策，又是善堂同意响应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从香港回到广州的罢工工人没有寒衣，也是由善堂捐资制作棉衣。

善堂存续数十年，见证了历史，同时也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而开风气之先创立善堂的广州绅商不仅救济赈灾，又冒着极大风险救亡图存，同时还为慈善事业独立发展摸索出“多条腿”筹款的方法——或是从社会集资，或是拿善堂资产投资理财，包括“以土养业”“发典生息”等。这背后，其实是慈善精神从衙门走向社会的趋势，有识之士、富商巨贾守护一方，掀起慈善侠义之风。

来源 | 摘选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