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慈善联合会主办、黑龙江省民政厅协办的第十二届中国慈善年会在哈尔滨举行。来自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爱心企业等400余位嘉宾参加年会，共商慈善发展大计，共绘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教授作了题为《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的主旨演讲。

郁建兴教授作主旨演讲

慈善事业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十四五”时期，我国慈善事业在法治化、专业化、生态化、数字化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到质效提升的转型。面向“十五五”，慈善事业需进一步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全局。郁建兴教授以《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为题，聚焦社会机制等关键方向，进行富有学理又贴近实践的分析，从理论高度厘清了慈善在社会治理中的定位与价值。（附：郁建兴演讲稿摘要）

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慈善事业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经历了“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救助制度和兜底保障制度的重要补充”“实现社会第三次分配的重要途径”等角色定位变更，深度嵌入社会治理体系，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一、“十四五”时期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时期，我国慈善事业在法治化、专业化、生态化、数字化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到质效提升的转型。

首先，慈善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全面确立。新修订的《慈善法》及系列配套规章、地方性法规的密集出台，构建了覆盖慈善组织全生命周期的规范体系。这标志着慈善事业从“有法可依”进入了“良法善治”的新阶段，正在加速走向制度化与规范化。

其次，慈善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现代慈善实践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通过“东西部协作”“山海协作”等机制，将区域间单向的资源输送转变为系统赋能。在实践中，以“慈善+”模式的创新，如“慈善+教育”“慈善+医疗”“慈善+养老”，让慈善资源精准滴灌民生需求，成为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效补充。

其三，慈善发展模式从“增量”转向“提质”。慈善组织规模增长趋于平稳，慈善信托、社区基金会等创新形态蓬勃发展，并服务于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慈善事业发展方向从“数量”转向了“质量”“效率”与“可持续性”。

其四，慈善力量融入基层治理。村（社区）慈善工作站、社区慈善基金等载体广泛建立，将慈善根植于基层社会治理网络。以浙江省五级慈善服务网络体系为例，这种“身边的慈善”有效激活了社区资源，培养了互助文化，成为化解基层矛盾、增强社区韧性的重要抓手。

其五，慈善事业的数字化转型。互联网募捐成为主流渠道，民政部指定的29家互联网募捐平台“十四五”期间累计募集超1600亿元。数字技术不仅创造了“指尖公益”的便捷，更通过“数字慈善”监管平台和基层数据应用，推动了治理模式的现代化。

其六，慈善文化蓬勃发展。慈善精神从“个体行为”转向“社会共识”，逐步形成了“人人可慈善、处处有温暖”的社会氛围。广泛的民众力量正在参与培育积极向善的社会文化，以及构建和谐社会。

当然，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包括制度“强监管弱赋能”之间存在张力，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落地不畅；部分组织信息公开不规范、项目管理存在风险；数字技术带来隐私保护、算法偏见；行业面临资源结构错配、专业人才短缺等可持续发展瓶颈。

二、“十五五”时期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议程

面向“十五五”，慈善事业需进一步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全局，聚焦以下几个关键方向：

一是深化“国家在场”下的协同共治。未来，应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确保慈善事业发展的公共价值导向。国家将通过更完善的合法性背书、政策激励与动态监管，将慈善力量整合到社会治理共同体中，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协同格局。

二是推动政策的系统衔接与有效匹配。关键在于解决政策“碎片化”问题，实现从中央到地方、从规制到促进、从新旧政策到部门规章之间的顺畅衔接。构建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推动慈善事业治理从“依法管理”走向“依法治理”，释放明确的鼓励信号，充分激发慈善事业潜力。

三是“以人为中心”的数智技术赋能与治理。在积极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创新慈善模式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其带来的伦理风险。要设立“技术向善”的规则，防止算法黑箱剥夺人的判断、避免数字鸿沟加剧社会不公，确保技术赋能始终服务于慈善的人文关怀本质。

四是培育健康可持续的慈善生态系统。慈善生态是各类慈善要素被有效组织的系统，包含微观的基础性实体、中观的组织架构、宏观的系统机制，能够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形成一套提供公共产品、促进公共利益的社会体系。慈善组织韧性培育包括嵌入式发展、网络化协同、跨部门的多业态融合，以提升组织应对不确定风险、开展持续创新，以及以自身网络调动资源的能力。

五是构建中国慈善管理自主知识体系。要根植中国“仁爱”“兼爱”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慈善实践，系统总结“社区慈善”“慈善信托”“慈善促富”等中国经验，实现慈善知识生产的自主突破，形成一套不同于西方、与国家治理深度融合的理论与实践话语体系，为全球慈善治理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