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通过对全国东中西部112个镇街共660家社会组织的调查数据建立跨层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组织资源基础、制度执行环境、镇街领导支持、组织社会化对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组织资源基础不仅正向直接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也通过影响社会组织社会化而间接作用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社会组织所处的镇街制度执行环境不仅正向直接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也通过影响社会组织社会化而发挥间接作用。镇街领导支持在制度执行环境对社会组织社会化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在高领导支持水平下，制度执行环境对组织社会化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进而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作用更明显。

关键词：组织社会化  制度环境  镇街领导  社会组织  社区治理绩效

文章来源：楼鑫鑫：《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公益研究》2025年第5期。

作者简介

楼鑫鑫：管理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组织发展与基层社会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近年来，来自中央上层的宏观制度驱动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同时社会组织自身成长以及对社会的回应性也为其“入场”社区提供了可能。然而，即便是在国家统一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下，不同地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仍然显现出较大的差异。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归因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组织所在基层政府即镇街因其自由裁量权在落实社会组织政策中存在执行偏差，这塑造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差异化政治生态；二是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由于资源配置不合理、管理不善、缺乏专业能力或与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协调不畅等原因，出现组织目标冲突、组织信任缺失等问题，社会组织不仅没有协助实现政府治理目标，反而对政府和社区的治理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对于提升基层政府治理绩效以及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都十分重要且迫在眉睫。

目前，理论层面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问题的直接探讨相对较少。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社区治理绩效与社会组织发展相关研究中获取整体理论样貌。当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影响因素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制度环境、中观组织网络关系、微观组织能力三大层面。其中，制度导向的研究主要关注制度对社会组织参与的约束与激励作用，强调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与自主性，认为这两者是其高绩效参与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关系导向下的研究则主要关注组织间的网络关系的影响，认为地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不仅可以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为社区和地方经济的繁荣提供助力，同时，社会组织间的竞争态势及行业规范也会影响其在参与中的行为与策略，进而影响参与绩效。能力导向的研究相对较多，认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主要受组织领导力、组织规模大小、治理架构、资源禀赋以及组织的代表性这几大核心因素的制约。这些研究为理解和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依旧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维度仍不够清晰，存在不同见解，且部分观点存在较大冲突；二是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缺乏系统性研究且对于影响机制的讨论缺少实证检验。

SCP范式是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核心支柱，着重阐述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及市场绩效三者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机制。该范式提出市场结构对市场中企业的行为模式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这些企业行为又进一步塑造并决定了市场运作的最终绩效。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既取决于社会组织自身的专业禀赋和行动策略，也深受制度环境与治理场域的影响，其对长期需求的回应、对政策制度的适配以及对生产功能的关注，共同构成了SCP范式在分析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中的适用性基础。因此，本文从系统观的视角，构建起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并借助制度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社会化理论等内涵与观点提出相应研究假设，通过对112个镇街660份社会组织问卷的分析，采用跨层次分析方法实证检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组织资源基础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

资源基础理论指出组织资源可以划分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包括机器设备、人力资本、组织能力、知识等要素。当资源具有特殊性、流动不完全性、模仿不完全性和不可替代性等显著特点时，企业便构筑了基于资源的比较竞争优势，决定着组织能否实现长久的发展。在社区治理场域中，社会组织的参与过程同时受到政府行政逻辑与组织市场逻辑的双重影响。研究表明，当社会组织拥有开展社区活动所需的充足资金、设备、场地等资源时，其在行动层面更易摆脱地方制度环境带来的行政压力，从而更顺畅地依据组织宗旨开展活动，最终实现更高的组织绩效。此外，组织自身的治理能力亦是影响其参与社区治理效能的重要因素。鲜明的机构愿景、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科学的决策机制及品牌战略等治理能力要素，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绩效具有显著作用。此外，一些社会组织的无形资源如信任、互惠、非正式沟通或组织声誉等也能促进公共—非营利合作绩效。本文将组织资源基础界定为组织自身拥有的参与社区治理需要的物质资源和组织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并提出以下假设:

H1：组织资源基础正向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

（二）制度执行环境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

作为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任何一项制度只有得到有效执行，才能发挥应有的效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场域中的制度执行环境指镇街政府部门结合属地管理的地方性原则要求，在落实不同层级政府和同级政府不同部门在实施社会组织相关政策过程中所塑造的制度体系，也是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生态环境，即横向部门协作环境与纵向科层治理环境。其中，部门协作环境反映了与社会组织相关的部门之间的配合程度、配合效率和衔接性。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能力越强，协作效率及效能越高，社会组织活力越强。此外，在中国科层体制下，受行政发包制与属地化管理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影响，不同地方政府出于利益驱动与风险规避等要素，会根据政治人理性（地方惯例或个人偏好）选择性地执行上级指令，由此营造出不同的层级治理环境，进而使得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产生差异。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制度执行环境正向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

（三）组织社会化的中介作用

社会化指的是“个人通过特有的价值观、态度、知识和技能而形成自我意识的过程”。默顿特别强调了个体在构建与他人的联系时所具有的至关重要性，并深入阐述了这种成员间关系如何作为载体，传递特定的价值观念、态度倾向及知识体系。随着社会化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与拓展，一些学者鉴于该理论所蕴含的深远意义，将其引入管理学的研究范畴中，讨论组织社会化的策略及其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实现从嵌入到融入的转变有利于提升基层治理绩效已成为学界共识。社会组织有效融入社区需要满足以下三个要素：一是组织职能与社区治理需求匹配；二是组织与社区治理主体构建良好人际关系；三是组织能够适应外部环境动态变化灵活调整组织的功能定位。因此，本文将社会组织融入社区治理过程视为社会组织的社会化过程，简称“组织社会化”，即社会组织为了适应社区文化和了解社区需求而主动与服务对象和社区意见领袖建立良好关系并不断学习专业技能的行动过程。其包含两种过程：一是专业行动，向特定群体，如鳏寡孤独者、特殊儿童等弱势群体，直接提供专业化的社会服务；二是关系嵌入，发掘并培养社区内的积极分子，孵化和扶持社区内社会组织。

当前少有研究直接探讨组织社会化对绩效的影响，但仍然可以在社会化与志愿服务参与相关研究中获取启示。已有研究指出，父母和家庭伴侣的鼓励可以有效地促进非正式的志愿者参与。生活在一起的人群中，志愿者越多，一个人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志愿服务过程中，组织实施的工作塑造以及人力资源实践（招聘、培训）可以促进志愿者的社会化，提高志愿服务效果。新近一项研究指出，组织社会化策略不仅对志愿者绩效和志愿服务时间产生正向影响，而且通过组织认同的中介机制对志愿者离职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上述研究均表明，社会化过程会对社会化主体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是社会组织社会化过程的重要结果。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社会组织社会化水平正向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

社会组织自身资源基础影响着社会组织行动的自主性和专业性。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社会组织属于“先天弱势”一方，因其草根性以及资源有限性，其不得不采取各种策略依附地方政府开展活动，这使得社区居民不信任社会组织，认为它们并非真正代表社区利益，而是政府的“传话筒”或者“代言人”。具体来说，资源更为丰富的社会组织在资金、人力、物资等方面拥有更多优势，能够更自主地规划并开展符合社区需求的活动，减少了对地方政府的依赖，因此更容易获得社区居民的信任和接纳。相反，资源有限的社会组织可能更多地需要依赖政府资源，导致其在社区居民中的认同度和融入程度降低，进而影响到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有效性。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组织资源基础正向影响社会组织社会化。

H4a：社会组织社会化在组织资源基础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在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制度执行环境的好坏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化过程具有制约和促进作用，直接影响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和效果。一个良好的制度执行环境能够为社会组织融入社区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障，如合法性背书和资金支持等，降低其参与社区治理的风险和成本，进而提高社会组织社会化宽度和深度。然而，有研究指出伴随当代中国治理改革的推进，通过政府购买社区服务已成为社会组织经费来源的重要渠道，似乎为社会组织摆脱资源困境带来了契机，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了目标偏移的现象，即经过登记注册、专业化较强的社会组织，因资源获取冲动强烈，坚持工具主义的发展策略，而不是依据特定公益价值而设置，形成了对政府资源的过度依赖，大大降低了组织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阻碍了社会组织社会化。因此，推测组织社会化在制度执行环境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综合上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制度执行环境正向影响社会组织社会化。

H5a：社会组织社会化在制度执行环境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四）镇街领导支持的调节作用

注意力分配对政府议程设定和政策执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基层政府工作具有难以比拟的复杂性，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既能够完成上级发包的任务通过考核和实现避责又能够凸显政绩的事件上构成了基层政府的主要行动逻辑与策略选择。领导注意力驱动是科层运作的有效机制，意指上级领导通过多重任务的排序，以自身权威影响下级政策执行的过程。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有赖于上级领导支持，领导者的关注以及支持是影响一项政策和项目执行情况的重要因素。社会组织相关政策作为公共政策重要构成，其执行效果总是受到镇街领导注意力影响。在镇街领导支持力高的情况下，该镇街的制度执行环境就能有效激励社会组织发展，宏观政策的积极面向会被放大，无论是社会组织政治合法性还是社会合法性都被激活，进而推动社会组织社区治理参与的有效。反之，如果镇街领导更加关注经济发展，则会出现宏观政策的“执行受阻”或者“变通执行”，进而在实践中出现“宏观鼓励、微观约束”的情况，使得政策制度对社会组织社会化的激励作用被削弱，出现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不足、参与悬浮等困境。已有研究证明，主要领导的关注能够显著提升合作生产中公民集体行动能力，其不仅不会消解其他治理力量，相反好的领导可以利用权力优势为行动主体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能够承担起平衡多元主体利益、维护公共精神、实现民主价值的责任，更有助于制度约束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带来的消极影响，推动合作生产形成。基于此，提出假设：

H6：制度执行环境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受到镇街领导支持的正向调节。

综合以上分析及前文提出的中介关系和调节关系假设，研究进一步提出一个被调节的跨层中介模型，即制度执行环境通过社会组织社会化间接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且这一间接过程的强度受到镇街领导支持的影响。具体而言，当镇街领导支持较强时，镇街制度环境、社会组织社会化、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三者之间的间接效应更强。基于以上内容，提出如下假设：

H7：镇街领导支持调节了社会组织社会化在制度执行环境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即镇街领导支持程度越高，社会组织社会化的中介效应越强，反之越弱。

综合上述，本文构建出图1模型：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问卷由预调研阶段（2023年11月10日—2023年11月25日）收集的165份有效问卷和正式调研阶段（2023年12月1日—30日和2024年1月7日—10日）收集的495份有效问卷构成，共计112个镇街660份有效问卷。问卷采用匿名方式进行收集，主要通过当地枢纽型社会组织负责人或者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在其工作群和好友列表发放为主，部分问卷在各镇街召开社会组织培训班或专题讲座时发放。样本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二）变量测量

因变量：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实践，从组织发展绩效、合作执行绩效、治理达成绩效三个维度，设计15个题项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进行测量。

自变量1：组织资源基础。本文借鉴Barney提出的组织资源基础VRIS框架以及测量量表，结合中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情境和中国本土话语习惯，对源于西方文化的资源基础初始量表进行了微调，形成了包含8个测量题项的中国社会组织资源基础量表。

自变量2：制度执行环境。该变量属于客观测量变量，通过逐一访问或电话咨询各地方政府门户网站中对112个镇街机构设置和职能目录的介绍，判断社会组织分管科室或领导。在测量上，参考冯猛对于镇街公益招投标政策落地实施程度的分析，按照如下标准对制度执行环境进行评价：单独设立民政办公室或民政科所的镇街的社会组织制度执行环境完善程度最高，由镇街领导分管的次之，由其他科室某专员兼顾的最差。

中介变量：组织社会化。研究借鉴Taormina编制的企业员工组织社会化量表，包括社区文化、工作胜任、人际关系和社区政治4个维度，共计16个题项，结合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实践对部分题项进行了修订，形成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情境下的组织社会化测量量表。

调节变量：镇街领导支持。镇街领导支持量表借鉴Eisenberger等人提出的领导支持的测量量表，结合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场景中镇街领导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修改原8个题项表达后进行测量。

控制变量。组织层面控制组织规模与组织年龄；镇街层面控制经济发展水平、微观制度环境。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采用的是2022年该组织所属镇街或者镇的财政收入；镇街社会组织微观制度环境参照杜宝贵等对地方科技金融制度环境的测量方式，从北大法宝数据库收集了镇街所在地级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直辖市则为区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颁布的社会组织相关政策文件，数量越多代表该地社会组织微观制度环境越好，对镇街制度执行的促进作用将越显著。

四、实证分析与检验

（一）信效度检验

本文对因变量“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自变量“组织资源基础”“制度执行环境”、中介变量“组织社会化”及调节变量“镇街领导支持”的信效度进行检验。信度上，各变量Cronbach's α介于0.791—0.957，其中4个变量达良好及以上水平，1个变量接近良好，内部一致性可靠。效度上，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各变量χ2/df为1.46—3.00，CFI、TLI均≥0.91，RMSEA≤0.063，SRMR≤0.05，适配度指标均符合标准，结构效度良好，所有量表可用于后续分析。

（二）变量间相关分析

首先，对660份有效样本进行均值、标准差的计算以及变量相关性的分析。制度执行环境、镇街领导支持、组织资源基础、组织社会化均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1）。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对社会组织调查问卷中的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VIF值均低于10的阈值。此外，本文中涉及的各变量间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9，这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聚合分析

研究对二层变量镇街制度执行环境、镇街领导支持进行聚合分析，其ICC（1）分别为0.343、0.164，说明社会组织感知制度环境差异34%来自镇街，镇街领导支持差异也来自镇街；ICC（2）分别为0.885、0.919，这说明聚合后的组变量可靠性可接受；Rwg（j）为0.908和0.946，则表明组内社会组织个体数据聚合到镇街的一致性均达标。

（四）假设检验

依据研究假设与一般分析步骤开展假设检验。首先，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设定为因变量，构建一个不含任何预测变量的零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判断构建跨层模型的必要性。随后，在层级一（level-1）的分析中，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进行回归分析，纳入所有组织层面的控制变量及预测变量（组织资源基础、社会组织社会化）。进一步地，在层级二（level-2）的分析中，将从组织层次获取的截距估计值作为新的因变量，在镇街层面对该截距估计值进行回归分析，引入镇街层面的预测变量（即制度执行环境），旨在评估镇街层面预测变量的直接跨层效应及其可能的中介作用。具体如下：

1.零模型

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作为因变量的零模型显示，其ICC（1）为0.118，这说明在因变量的方差残差中，有11.8%是由镇街层变量解释的，大于0.059的阈值，属于中等程度的关联强度，符合采用多层线性模型的前提假设。

2.主效应检验

从表3中的模型1可以看出，组织资源基础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主效应为0.569（p＜0.001），即组织资源基础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假设H1成立。模型2显示，制度执行环境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主效应为0.281（p＜0.001），即制度执行环境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假设H2成立。

3.中介效应检验

Level-1的中介效应：社会组织社会化在组织资源基础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间的中介作用（1-1-1模型，假设4a）。结果如表3中的模型3和模型4所示。首先，组织资源基础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显著关系已被验证（模型1）。其次，在模型中加入社会组织社会化变量，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模型3显示，组织资源基础对社会组织社会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608，p＜0.001），假设4成立。再次，将社会组织社会化与组织资源基础都放入回归方程。模型4显示，社会组织社会化正向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β=0.466，p＜0.001），假设3成立；组织资源基础依旧正向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β=0.291，p＜0.01），但显著性由β=0.569（p＜0.001）降低为β=0.291（p＜0.01），有明显下降，说明社会组织社会化中介效应存在，初步验证假设4a。经计算，社会组织社会化中介效应量为0.278，并且在95%置信区间=[0.225，0.331]下不包含0，这意味着社会组织社会化在组织资源基础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间中介作用显著，假设4a成立。

Level-2的中介效应：社会组织社会化在制度执行环境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间的中介作用（2-1-1模型，假设5a）。结果如表3中的模型5和模型6所示，分析过程与Level-1的中介效应一致。

4.调节效应检验

首先，检验镇街领导支持对制度执行环境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3中的模型7所示，制度执行环境与镇街领导支持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不显著（β=0.054，p＞0.05），表明镇街领导支持程度并不会对制度执行环境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产生调节效应，假设6不成立。

其次，检验镇街领导支持对社会组织社会化在制度执行环境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交互项系数显著（β=0.101，p＜0.01）。采用简单斜率检验并绘制调节效应图，结果见图2。相较于低镇街领导支持（M-1SD）情境，在高镇街领导支持（M+1SD）情境中，制度执行环境与社会组织社会化的关系显著增强。进一步分析发现，当镇街领导支持处于低水平时，交互线趋于水平，这说明镇街领导支持极有可能只在高水平时才发挥其对制度执行环境与社会组织社会化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再次，检验镇街领导支持对社会组织社会化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当镇街领导支持较低（M-1SD）时，社会组织社会化在制度执行环境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间的间接作用显著（β=0.014，95%置信区间=[0.007，0.056]，不包含0）；当镇街领导支持较高（M+1SD）时，社会组织社会化的间接作用显著（β=0.106，95%置信区间=[0.017，0.236]，不包含0），且高低组织差异显著（Δ=0.089，95%置信区间＝[0.013，0.233]，不包含0），故假设7成立，即镇街领导支持正向调节社会组织社会化在制度执行环境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中介作用，即镇街领导支持越高时，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强。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11省112个镇街的660家社会组织进行问卷调查和客观数据收集，本文借助产业组织理论中SCP分析范式，建立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的指导下构建并检验了各影响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跨层次中介调节模型（借助HLM软件）。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不同镇街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水平存在差异，不同镇街的制度执行环境也存在差异；二是社会组织资源基础不仅正向直接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也通过影响社会组织社会化而间接作用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三是镇街制度执行环境不仅正向直接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也通过影响社会组织社会化而间接作用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四是镇街领导支持对制度执行环境对社会组织社会化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在高领导支持水平下，制度执行环境对社会组织社会化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进而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作用更加显著。

（二）进一步讨论

1.丰富社会组织资源禀赋是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基础

研究再次验证了组织资源基础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正向影响。资源是行为主体实施活动的载体，包括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拥有的资金场地为社会组织开展社区治理活动提供了物质支持，是社会组织生存的基础，而管理能力、社会资本、组织声誉等无形资源则为社会组织带来“竞争效应”和“声誉效应”，进而为获取外部资源提供保障。拥有丰富组织资源基础的社会组织能够在社区治理中拥有更多自主性，能更好地利用专业能力展示服务方案的“可视化”成效，以此捕捉群团组织、地方政府的注意力，获得更多的购买服务项目，也能更好地对接社会需求。因此，夯实资源基础、优化资源结构，是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核心路径之一。

2.优化制度执行环境是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关键

镇街层面制度执行环境正向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这一结果与姜耀辉等通过对9个地级市357家社会组织的问卷调查发现的“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相关的层级治理环境与部门协作环境均不理想，对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具有控制约束与支持发展的两面性作用”一致。本文也验证和支持学界关于地方政府行政嵌入社会组织发展、不同层级政府政策执行环境深刻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研究结论。制度执行环境好的镇街，即那些制定社会组织发展中长期规划，在镇街专门社区科室或有镇街主要领导抓的镇街，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活动一般开展得比较顺利，能够取得相对显著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这一研究结果不仅证实了新制度主义理论中关于组织行为受到制度环境制约的观点，也为有序减弱行政控制，逐步以正式制度取代个体联结提供了理论依据。

3.加强社会组织社会化是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重要路径

研究发现，组织社会化在组织资源基础和制度执行环境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影响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社会组织社会化强调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中的主体性，指的是社会组织进入社区开展社区治理过程中融入社区和获得社区认同的过程。一方面，社会组织通过明确自身在服务中的定位，通过了解社区服务需求并提供精准服务来获取社区和镇街的支持，进而激活制度执行环境带来的总体合法性，增强社区融入，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另一方面，社会组织通过人际关系社会化和社区政治社会化对组织资源基础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发挥作用。社会组织通过提升参与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可以增强社区认同，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在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通过人际关系社会化，即社会组织成员与社区居民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来增强社会组织的社区影响力和资源动员能力，进而实现社区治理力量整合，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这一研究发现打开了资源基础理论中“资源转化为绩效的黑箱”，即社会组织资源通过专业行动与关系嵌入过程而非单纯能力来提升绩效。

4.镇街领导支持在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

跨层次分析发现，镇街领导支持在以组织社会化为中介的制度执行环境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中具有显著的调节关系。研究结果验证了领导支持对组织绩效和组织社会化的影响。首先，社会组织制度执行环境好的镇街具有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空间，而镇街领导支持重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创新经验，两者之间形成了公共价值追求共同点，进一步增强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合法性。随着社会组织的不断壮大，组织内部领导成员也会收获个人荣誉，并进入更高的政治平台，继续争取其他部门领导或者社会力量的支持。社会组织和组织领导之间产生了相互成就、共同促进的关系。其次，较好的镇街制度执行环境需要多元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镇街领导支持通过给社会组织“站台”帮助社会组织与社区权力精英建立关系，实现政治社会化和人际关系社会化。最后，制度执行环境好的镇街主动探索并帮助社会组织破除参与社区治理困境，为其提供资金和合法性等支持。而镇街领导支持可以给予其他社会力量积极信号，协助社会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如企业、事业单位等加入社区治理当中来，尤其是采用党建共建的形式，从而增强社会组织的工作胜任社会化水平和社会文化社会化，增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组织发展绩效和合作执行绩效。

（三）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文综合组织和镇街层面因素构建跨层次模型，突破以往研究仅关注制度环境和组织资源对组织绩效影响的局限，将制度执行环境纳入考量，创新性地把组织社区融入和组织专业行动视为组织社会化，作为连接系统结构与功能（绩效）的中介变量，并探索镇街领导支持的调节作用，从而深化对制度执行环境效应边界条件的认知，全面剖析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此外，研究聚焦制度执行环境影响，响应学界对公共管理领域“制度执行”研究的呼吁，将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纳入基层社区场域，实证探索制度执行环境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丰富了现有研究中关于地方制度执行环境控制约束与支持发展的两面性的讨论。

当然，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在内容方面，研究构建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绩效的前因模型，然而其对地方共同富裕水平、居民幸福感等其他相关主体或领域是否存在“溢出效应”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后续研究可扩展视野，探究其广泛影响与连锁反应，以全面理解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及间接效应。在研究变量上，研究聚焦于内外部结构和组织行为两个层面的因素，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生态环境复杂，可能存在未被识别的影响因素，以及未充分探讨的中介和调节变量。尤其是在数字化社会背景下，数字技术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带来新驱动力，其作为中介或调节变量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未来学术研究应将探索和验证这些潜在变量作为重点方向，以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来源：《公益研究》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