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承担着引导舆论、凝聚共识的重要功能，对社会组织的新闻报道有助于其获取政治和社会合法性。同时，相较于政策文本，主流媒体报道不仅反映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单向规范与引导，还会根据社会情境和受众期待，进行专业化新闻生产，媒介化呈现“国家—社会”互动的实践特征。通过对1990—2020年间《人民日报》相关报道的系统性分析，可以发现：一方面，报道以正面形象构建为主，并逐渐将社会组织嵌入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塑造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治理的形象；报道受到“国家—社会”关系实践变迁的深刻影响，新闻框架呈现出从功能单一到多元分工的特点。另一方面，主流媒体报道不仅反映出控制型、发展型和规范型三种“国家—社会”关系之间的张力与调和，也凸显了中国特色党社关系的逐渐加强，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能动作用愈发显著。

关键词：社会组织  新闻框架  媒介形象  “国家—社会”关系  社会治理

来源：张潮、柯欣然、高寒：《话语嵌入与功能演进：中国社会组织主流媒体媒介形象及其变迁》，《公益研究》2025年第3期.

作者张潮：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数字城市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领域包括数字社会发展与治理、数字公益与社会组织、网络文化与媒介治理等。

一、问题的提出

主流媒体指面向社会主流人群、代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重要公共信息、具有较强公信力的媒体，主要包括省级以上具有显著舆论影响力的媒体。主流媒体是社会组织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之一，在主流媒体上获得可见性（visibility）或作为信源在媒体中“发声”（speaking）对社会组织至关重要。主流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可以为社会组织带来更多的社会关注，获取社会合法性，还有助于社会组织发挥资源调动、社会倡导等功能。在社交媒体平台日益丰富的媒介化社会，主流媒体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无论政府、企业，还是社会捐赠者，在社会组织信息获取方面仍存在路径依赖，他们依然习惯通过主流媒体认识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与组织能力。因此，媒介化社会中的社会组织仍需要积极维护与主流媒体的关系，保持较高的主流媒体可见性，例如将主流媒体对自身活动的报道转载至社交媒体中，提高组织知名度，也是常规的组织传播策略。

社会组织与主流媒体关系的已有研究主要以社会组织为主体视角，研究社会组织如何策略性地运用主流媒体进行传播活动。但另一方面，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本身也蕴含着丰富的政策信息和社会意义。新闻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政策表达，展现了政府的政策偏好以及对社会组织的角色期待，还能通过“讲故事”“树典型”的方式具体地反映社会动态变迁状况。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我国主流媒体承担着引导舆论、凝聚共识的功能，“以人民为中心”的报道策略使主流媒体注重呈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观照社会生活。因此，相较于从社会组织出发进行研究，作为“历史底稿”的主流媒体新闻报道能更生动地、全景式地呈现社会组织的发展演变。

社会组织处于国家与社会的连接处，这种中介性的组织形态是理解“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经验切口。而采用何种理论概括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又经历了何种变迁，已有研究由于经验材料使用的差异尚未达成充分的共识。一方面，个案研究依赖具体的案例情境，难以概括普遍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过程和发展趋势。从社会组织被正式纳入政府管理体系以来，我国社会组织面临的政策与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组织的功能、实践样态都愈发丰富。另一方面，以政策文本为经验材料的研究更多呈现了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单项规范与约束，忽视了两者的双向互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公益事业、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积极能动作用正愈发显著。

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以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作为主要经验材料，结合民政部门等官方统计数据，分析中国社会组织主流媒体媒介形象及其变迁，尝试对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变化进行阐释。以往部分研究只关注个别或单一类型的社会组织，缺少历史性变迁的问题意识，难以全面地勾勒社会组织在主流媒体中的呈现样态和变迁图景。《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是我国最权威的主流媒体，在关乎国家与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问题上扮演着“定调者”角色。选择《人民日报》中对有关社会组织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我国主流媒体对社会组织的形象建构策略。因此，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民日报》中我国社会组织报道的新闻框架和媒介形象进行历时性分析与阐释，尝试回答：我国主流媒体如何呈现与塑造社会组织形象？我国社会组织报道的新闻框架、媒介形象与宏观社会结构之间有何关联？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何种变迁特征？

二、文献综述

（一）主流媒体与社会组织

主流媒体在社会组织获得认知合法性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是社会组织发布信息触达目标公众的重要渠道，还能运用新闻框架（framing）等新闻专业形式来传达特定价值观，影响公众对社会组织的认知和理解。在主流媒体中获得可见性不仅意味着社组织进入公共空间，还意味着其进入了国家权力为主导的社会活动场域。具体而言，主流媒体对社会组织的报道能提高其知名度、营造良好的声誉，社会组织也由此获取更多潜在组织资源。

数字技术的发展给大众媒体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带来了新变化，传统的大众媒体不再是社会组织触达利益相关方的唯一途径，微博等平台可以成为社会组织传播日常活动、建构组织形象的载体。然而，主流媒体对社会组织的报道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媒介化治理的背景下，主流媒体更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一方面，主流媒体的报道代表官方态度，数字时代的潜在捐赠者仍有着从主流媒体的报道中了解社会组织信息的强路径依赖，他们将主流媒体报道视为社会组织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以确定募捐项目的预期结果；另一方面，主流媒体报道社会组织能提升其合法性，主流媒体是政府官员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在主流媒体中获得可见性使社会组织有机会获取政府官员对其活动和倡导的关注，从而有机会使其倡导进入政策议程。

已有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公共管理、政治学等领域，把主流媒体视为社会组织的利益相关方之一，关注社会组织如何利用媒体来构建合法性，实现组织的各项功能。社会组织会主动塑造具有新闻价值的线索以获得主流媒体报道，也会在微博等新媒体中运用信息发布、建立社区的策略以实现资源动员。然而，从主流媒体出发，关注其对社会组织形象塑造作用的研究较为缺乏。实际上，新闻报道内容本身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新闻机构与社会组织具有社会接近性（social  proximity）——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中间地带，承担着引导认知、凝聚共识和动员公众的职责。在政策发布后，主流媒体需要将相应政策信息，根据社会情境和受众期待，将政策议题和社会变迁嵌入人们的生活经验和认知中。新闻专业化操作为贴近微观社会生活的日常化表达，因此，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不仅能反映国家对社会组织的规范与引导，还隐含着平衡社会多元主体诉求、体现社会主体能动性的考量，相较于政策文本，更贴近日常生活，是观照社会互动的重要经验材料。

从传播学视角出发，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主流媒体对某一类社会组织的新闻报道，尝试以此推论政策与社会环境变迁对报道的影响。此类研究较多在西方社会语境中开展，例如研究美国、希腊等国家的主流媒体如何报道非营利组织，又受到何种社会因素的影响等。关于我国社会组织新闻报道媒介形象的研究缺少系统性、历时性分析，仅有的研究也是更多停留在对单一类型社会组织（如环保类社会组织）主流媒体形象的静态分析，选取报道的时间跨度较短，没有建立我国社会组织媒介形象随“国家—社会”关系变迁影响的问题意识。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组织被纳入管理体系后，我国主流媒体如何报道社会组织、呈现出何种特征，这一问题仍不清晰。

基于此，提出研究问题一：

RQ1：1990—2020年期间，主流媒体如何报道我国社会组织？构建了我国社会组织的何种媒介形象？

(二) “国家—社会”关系：嵌入社会组织的新闻框架与媒介形象

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具有服务提供和社会倡导的功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实践实质上可以反映“国家—社会”关系的动态变化，已有研究通常将国家管理社会组织的方式作为研究“国家—社会”关系的切入点。采用何种框架来描述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已有研究尚存在争议与分歧。一些学者沿用西方理论，采用“嵌入”等理论观照我国的经验现实。有学者通过案例研究将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多元化管理策略概括为“分类控制”，还有研究从理论讨论和经验研究两方面指出我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正处于“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

研究结论的多元化很大程度上来自研究方法和经验材料的差异。我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多面性，已有研究多数采用个案研究进行局部观察，虽然内部互动过程更加立体，但是难以形成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整体性描述和历史性分析。部分研究以政策文本为分析材料尝试阐释“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趋势，但政策文本更多反映政府对社会组织单向度的规范和引导，对社会组织能动性的影响难以考量，因此难以反映“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调和过程。

相较于政策文本的周期和话语，新闻报道的内容则更能灵活和动态地反映“国家—社会”关系的微观变化。在长期历史探索和新闻实践中，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我国主流媒体不仅代表党和国家的权威和官方态度，还践行群众路线反映社会生活样态和群众的呼声。除了传递政策主张，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还关注以社会组织为主体开展的实践活动。因此，主流媒体报道为社会组织研究提供了一种观察“国家—社会”如何互动调和的微观视角。

通过主流媒体对社会组织的新闻报道分析背后的“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特征，需要厘清新闻生产规律。框架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新闻工作者出于新闻媒体立场、编辑方针、新闻价值规律等方面的考量运用差异化的新闻框架来建构现实事物媒介形象，通过“选择”（selection）和“突出”（salience）社会现实的某一方面，建构（framing）社会公众对事物的认识。因此，研究者常将特定议题的新闻框架进行概念化和操作化来解读媒介形象。部分研究分析了社会组织在特定国家中的媒介形象，西方各国主流媒体报道大多采用“做好事”框架，呈现出积极正面的社会组织形象，也包含着政府对部分失职社会组织的监督和问责。这些研究都绕不开对特定宏观政策和社会历史情境的分析，以政策节点或重大事件作为报道内容的参照。

我国社会组织的媒介形象研究较为零散，已有研究更多停留在内容和策略描述层面，这些截面式研究缺少解释性的拓展潜力。要深层理解我国社会组织在主流媒体中的报道框架和整体形象，不能简单挪用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与理论预设，需要放置在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田野土壤中。通过主流媒体的报道可以观测和推论国家对特定公共政策和社会事实的态度和偏好，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方式通过主流媒体报道传达更具有“风向标”的信号作用，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张力共同决定了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特征及其变迁。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问题二：

RQ2：主流媒体对社会组织的报道框架和形象建构如何受到不同时期我国“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影响？这种影响呈现何种特征？

此外，当前对社会组织媒介形象的研究通常将社会组织视为一个整体或者仅局限在某一功能领域中，忽视其内部差异性。社会组织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其类型、功能、活动地域的丰富多样等都会影响其行动和与媒体的关系。截至2024年10月，我国社会组织数量超过87万，登记类型包括社会团体、民间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功能领域包含公益慈善、社区事务、志愿服务、社会救助等多个领域。主流媒体对我国不同性质的社会组织可能会采取差异化的报道策略，以此体现对不同功能社会组织的引导和偏好。基于此，提出研究问题三：

RQ3：主流媒体对不同类别的社会组织（例如功能领域、活动地域、类型的不同），在报道策略上是否存在差异？存在哪些报道偏好特征？

三、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取

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人民日报》关于社会组织的新闻报道进行系统性描述和分析阐释。内容分析法可以在研究者不介入、不控制新闻生产过程的前提下，对涉及社会公共议题的报道显性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内容分析的描述性结果也是推论宏观社会结构对传播内容影响的重要依据。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是我国最权威的主流媒体，在关乎国家和人民利益问题上扮演者“定调者”的角色，并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践行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报道策略。它不仅是传递国家政策主张的重要渠道，还生动地观照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因此以《人民日报》对我国社会组织的报道为分析材料具有合理性与典型性，能较好地对本文的研究问题作出回应。

改革开放后，1989年10月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确立了我国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制度，社会组织进入规范化发展轨道，本文选取1990—2020年作为内容分析的时间跨度。在样本获取方面，基于对历年官方政策文件、学术研究成果以及新闻报道的实际情况的梳理，确定了“社会组织”“民间组织”“慈善组织”“公益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等检索关键词，在《人民日报》数据库进行逐年检索。样本入选的标准如下：①报道标题中带有上述关键词之一；②报道全文与社会组织议题相关；③报道全文并非以社会组织为主题，但至少有一整段以社会组织作为叙述主体。满足其一即纳入样本。对我国港澳台地区社会组织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报道不在本研究讨论的范围内。删除重复的报道后最终获得1241篇报道。此外，在国家统计局官网、民政部主办的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查阅了大量数据，将其与内容分析所取得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回答主流媒体是否对不同类型、功能的社会组织采取了差异化的报道策略。

（二）内容分析类目构建

为了对《人民日报》中我国社会组织的媒介形象及其变迁作出系统描述，在深入阅读1241篇有效新闻报道并参考相关研究后，构建了新闻报道的版面类型（要闻、社会、生态环保等）、作者类型（专家学者、社会组织人士、新华社等）、报道体裁（消息、深度报道、新闻评论等）、信源（政府官员、社会组织人士、专家学者等）、政府出现特征、企业出现特征、社会组织功能（慈善公益类、经济类、特定群体保障类、社会事务类和社会治理类）、属性区域及新闻框架（“培育合作”“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八大类目。具体新闻框架类型及说明表如下。

确定编码表后，研究者训练编码员后进行信度测试，抽样样本量为150篇，编码员间信度在0.9以上（霍尔斯蒂系数），编码信度可靠。编码完成后，对各类目做描述性和历史性分析。

四、研究发现

（一）塑造正向发展的社会组织形象：嵌入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合作者

1990—2020年间，社会组织议题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具有较高的可见性和重要性。社会组织相关报道最多出现在要闻版（30.7%），在社会版（12.5%）和政治版（11.9%）也占到一定的比例。即使《人民日报》自1990年以来经历过5次改版，要闻版始终出现在报纸的最前端，具备最高的阅读优先级，肩负着发布指令性稿件的作用，向各级党政干部提供关于党和政府的重要活动以及方针政策的最重要信息。《人民日报》将社会组织议题反复呈现在要闻版，通过优先级排序建构了议题的重要性和合法性；社会版和政治版的分布情况说明社会组织议题与各类社会事务、社会建设、政策方针制定和执行息息相关。报道的版面分布表明社会组织逐渐被嵌入国家治理的话语体系，成为党政工作的重点。

如表2所示，政府官员、社会组织人士、企业人士等多元主体作为信源参与到了报道事实的提供中，在922篇记者原创新闻报道中，占比最高的信源来自政府官员（42.2%），其次是社会组织人士（33.5%）和专家学者（14.9%）。作为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主要采用由政府官员代表的官方话语建构社会组织议题，由权威信源解读社会组织的活动，这种传播实践是对国家治理逻辑的内在呼应。统计结果也表明社会组织不仅在《人民日报》中“出场”获得了可见性，还作为信源“发声”，这种“发声”比“出场”更为重要，是社会组织获得媒体身份的标志，表明其观点和意见被官方接纳。

不同类型的信源提供了关于社会组织议题的不同解读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闻框架的呈现。如表3所示，《人民日报》报道社会组织的新闻框架绝大多数以正面为主，较少提及社会组织运行管理中的负面问题。主要框架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从社会组织自身的功能和发展状况出发，对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资源动员等行动进行正面报道。此类框架展现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民主协商的“合作者”形象，也描述了社会组织取得的关键成就以及在外交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另一类则从宏观政策法规层面出发，聚焦党和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措施和引导手段，例如关注支持鼓励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文件、对非法社会组织进行规制取缔或监督问责，表明党和国家在引导培育社会组织成为政府的“合作者”。

其中，“公共服务框架”（19.7%）、“培育合作框架”（15.6%）、“改革与立法框架”（15.3%）、“建设与发展框架”（13.9%）、“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框架”（11.0%）五种框架是《人民日报》报道社会组织常用的新闻框架。其中，“公共服务框架”“建设与发展框架”“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框架”正面报道了我国社会组织，对其自身的功能和发展状况进行描述。“公共服务框架”重视我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和资源动员的功能，塑造了救灾、扶贫、公益慈善等领域中社会组织积极的政府“合作者”形象。“受益”“感动”“救助/资助”“志愿服务”等关键词常出现在这些报道中，既有对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正面宣传，也展现了社会各界人士（如受助群众）对社会组织工作的赞许，塑造了社会组织热心发起或参与社会公益事务、扶危济困的形象。“建设与发展框架”描绘出我国各类社会组织发展的图景，不仅有整体层面对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成就的报道（我国社会组织数量增长、慈善组织募捐额度增长等），也关注我国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自身发展过程的关键节点事件。“改革与立法”“培育合作”“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三种框架关注宏观层面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规范管理、支持等举措，表明国家赋予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制度性角色，社会组织正逐步嵌入国家治理的制度轨道中。“改革与立法框架”以政策文件表述或政府官员表态为主，介绍政府为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采取的改革措施，例如北京降低部分社会组织登记门槛，实现“宽审批、严监管”的报道，也包含社会组织的自我改革和专家学者对改革的呼吁和倡导。“培育合作框架”突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多次提及“合作”“大力发展”“政府购买服务”“鼓励参与”等关键词，展现出政府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培育与引导。

在各层级政府呈现情况中，各级政府的出现频次与其级别完全对应，中央政府的出现频次（45.2%）远高于其他层级政府，一些关于省、市、区或基层社会组织行动的报道也能反映出中央的各项决策指示落地情况，中央政府的声音和动态得以聚焦，这与《人民日报》自身功能定位相吻合。从政府类型出发，我国社会组织由民政部门主管，因此《人民日报》报道社会组织大多与政府的民政部门互动（34.6%），党团部门在报道中出现的比例（27.2%）仅低于民政部门，反映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是中央和各级党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涉及社会组织议题的报道中，仅有38.3%的报道有企业的出场，该比例远低于政府部门的出场频率，由于《人民日报》中央党报的属性，其更关注社会组织与政府的联系与互动，市场主体在社会组织议题中的可见性并不高。

（二）功能从单一到多元分工：日渐丰富的社会组织形象

如图1所示，1990—2020年间，《人民日报》对我国社会组织的报道数量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这一变化趋势可能受到《人民日报》版面数量增加的影响，但也反映出党和国家对社会组织建设愈发重视，我国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在我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根据报道数量变化和不同新闻框架在年份中呈现的占比差异，可以将1990—2020年的时间跨度分为三个具体的时间阶段。1990年至2003年，“建设与发展”与“公共服务”框架在报道中较多被使用，以报道社会组织发展初期状况；2004年至2012年，新闻框架的使用则更加丰富多元，各类框架占比分布较为均衡；2013年至2020年的报道内容重点聚焦“改革与立法”框架，“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框架也被更多地提及。

为厘清不同历史阶段中《人民日报》的报道策略及呈现的社会组织形象的变化情况，对报道体裁和报道框架进行时间阶段的关联性分析。具体分析结果如表4、表5所示。

1.部分领域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第一阶段（1990—2003年），《人民日报》中社会组织相关报道的数量较少，平均每年13.6篇，报道体裁以篇幅较短的消息为主，深度报道很少。其中，“建设与发展”框架占据主导（39.3%），其次是“公共服务”框架（27.7%）。这一时期的报道主题相对单一，集中关注新社会组织成立、宣传部分官办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反映出国家重视社会组织在募捐、对弱势群体的帮扶等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在这一时期，社会组织是新生事物，其自身的组织能力与资源还不成熟和丰富，还未能深入参与到国家建设发展以及公众的生活中，《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颁布确立了双重管理体制，加强业务主管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赋予其合法性。因此《人民日报》在话语层面强调社会组织在部分领域中的功能型定位，正面宣传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与制度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2.政府引导的全面合作者

第二阶段（2004—2012年），报道数量显著增加，平均每年48篇，深度报道、新闻评论、理论性文章的比例明显上升。这一阶段的报道更加多元且更具深度，各类社会组织议题在《人民日报》上都存在一定的可见性。这一阶段的报道淡化了社会组织建设发展情况与提供公共服务功能议题的呈现，更多采用“培育合作”“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框架以展现社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帮助解决邻里纠纷等）、城市治理的“合作者”形象。这一变化趋势与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组织发展阶段的特点有所对应，即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较上一个时间阶段明显加强，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合力”，开始重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政府购买服务”的概念，调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积极性，引导和培育社会组织。此外，报道中“改革与立法”“监督问责”框架的占比也有所提升，对应了这一时期我国行业协会去行政化改革的推进，由“郭美美事件”引发的关于慈善组织公信力的质疑，相关部门和红十字会一系列“应急式”的改革措施。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监督问责相关的新闻报道呈现出理性和积极的态度，没有一味对发生问题的慈善组织口诛笔伐，而是在肯定公众对慈善组织的质疑的正当性的同时，将问题的焦点引向我国慈善组织在公开透明、预防腐败方面的制度建设的系统性缺位，试图帮助慈善组织化危为机，表明党和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合作者”身份的积极承认。

3.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重要主体

第三阶段（2013—2020年），平均报道数量较前两个阶段有所增加，平均每年77.3篇，在2016年出现峰值。2016年相关报道大多围绕该年3月《慈善法》的立法过程、对慈善组织发展的意义和影响。将2016年的114篇报道单独做分析之后发现，“改革与立法框架”是这一年数量最多的框架，共34篇，占比29.8%，远高于该框架在30余年间的平均值（15.3%）。由此可见，国家层面出台的重大法规会显著影响《人民日报》的报道常规。同时，这一阶段最值得注意的是，“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框架的比重显著上升（p<0.001），历史比较看，“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与“改革与立法”（p<0.01）成为唯二的比重不断提升的框架。这一趋势也与此阶段“国家—社会”实践互动模式变迁相呼应，2015年《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的颁布强调健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管理体制、推进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的有效覆盖。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是国家意志的延伸，这一变化凸显社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逐渐成为社会协调和公众参与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逐渐成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主体之一。此外，“培育合作”“公共服务”框架依然是本阶段的主要框架之一。这些趋势都反映出《人民日报》建构社会组织的形象日渐功能多元，除了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社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的重要性也得到充分强调，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社会组织发展的新要求和功能定位。

4.新闻评论和理论性文章新闻框架分析

为进一步从报道内容推论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态度，回应报道内容如何反映“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问题，本文选取报道体裁中的新闻评论、理论性文章共243篇的报道框架，进一步做时间阶段关联性分析。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相较于其他新闻报道类型，主流媒体的新闻评论、理论性文章具有明确的立场和观点表达功能，尤其是《人民日报》作为公认的“定调者”，肩负着引导舆论、阐释政策的功能，是揭示政策主张与治理逻辑的话语载体。

第一阶段（1990—2003年），新闻评论和理论性文章多采用“建设与发展”框架，处于发展初期的社会组织在主流媒体中“出场”，在话语空间中获得了身份的可见性，反映出党和国家赋予其合法性、为社会组织争取政策空间、激发社会参与的态度。例如《人民日报》对中国消费者协会成立的评论性文章提出“以社会团体和行业协会监督为突出代表的社会监督，在保护消费者运动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肯定了消协作为社会团体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监督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阶段（2004—2012年），新闻评论、理论性文章中“建设与发展”框架比例显著下降（p<0.05），更多提及对社会组织边界和功能的明确，“监督问责”“改革与立法”框架占比都有所上升，也出现了一些社会组织的负面报道。例如《人民日报》采用“监督问责”框架评价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对长沙某行业协会滥用权力进行批评等。 

这个“最牛协会”是指长沙建筑业协会建筑施工设备租赁分会。它的“牛气”是因为社会贡献大、有力推进了行业健康持续发展？还是因为它的内部管理井井有条、成为社会自治的先进典型？都不是。前不久，有媒体报道，该协会向企业收保证金，企业不交钱登记就不能经营。此外，该协会还规定，未取得行业确认证书的建筑施工设备租赁企业，禁止在长沙承接该项业务。……必须加强规范管理，特别是断掉“行政奶”，实行严格的政社分开……（《人民日报》2014-04-23）

该新闻评论采用讽刺的方式批评了该协会滥施权力和不当行为，也使用监督性语言提出规范社会组织的建议，要求协会依法依规，禁止滥用职权。此类新闻评论和理论性文章多强调对不良社会组织的监管和规制，反映出社会组织的媒介形象逐渐走向制度化。

第三阶段（2013—2020年），新闻评论、理论性文章中“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议题显著性也逐渐提升，这些文章通过专家解读政策话语、阐述治理具体路径等方式强调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时党建引领的作用，反映出党和政府对我国社会组织注重功能性引导而非形式嵌套，我国社会组织经历着从服务型到治理型形象的蜕变。

（三）社会组织差异化的报道策略与可见性

选取总样本中具体指明社会组织类型的报道（752篇）与民政部官方数据进行对比，在民政部主办的政务信息网站“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查询这些报道提及的社会组织名称，将这些社会组织的类型占比的变迁情况进行统计。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施行以后，我国的社会组织正式分为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种类型，因此在这一部分的变迁分析中，仅分析第二个和第三个时间阶段。此外，本文还查询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将我国各类社会组织实际存在情况与《人民日报》中的报道情况进行对比。统计结果如表7、表8所示。

在现实中，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两种类型在我国社会组织中占比较大，且两者数量大致相当，而基金会的数量极少，占比未超过1%。然而，对比国家统计局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情况发现，社会组织的客观状况与媒体塑造的“拟态环境”有着显著的差别：基金会虽在现实中的数量远小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但其在《人民日报》上的可见性远超民办非企业单位。媒介形象的构建中，社会团体和基金会显然可见性更高，民办非企业单位则在较大程度上被忽视。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的社会团体和基金会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官方主导下自上而下发起的，如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依托官方的资源和影响力，这些社会组织在资金、人才、提供服务的能力以及自身组织能力方面存在较大优势，往往有着更强的媒体动员能力。而大多数民办非企业单位主要活跃于基层，往往规模较小、资源有限，并且以提供服务为主。此外，一些基金会虽然是自下而上由民间发起，但其发起者往往有着较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资本，如明星创办的壹基金、大型互联网企业创办的腾讯基金会等，因此更容易在媒体中获得可见性。

如表7所示，将社会组织类型与时间段进行关联性分析后发现，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存在显著变化。在第三阶段，《人民日报》对以慈善捐赠为主要功能的基金会仍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关注力度出现了大幅下降，涉及基金会的报道数量占比从28.6%降低为19.4%可能受到2016年新《慈善法》颁布等政策环境的影响，对基金会的监督和规制更加严格，而以基层服务与治理为主要功能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则较前一时期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这反映出国家对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愈发重视，将社会组织功能领域与时间阶段进行关联性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

在第一阶段，社会事务类的社会组织在报道中占主导，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功能的社会组织。说明在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初期党和国家更重视其参与社会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关注社会组织在对外交往、扶贫和环保等重要领域发挥的作用。在此类功能领域中，大型的全国性官办社会组织是主要的参与者。在第二阶段，社会组织的各类功能在报道中的分布更为均衡，其中涉及社会治理类和慈善公益类功能的社会组织的报道增幅最大，表明社会组织逐步转变“社会服务的提供者”的单一角色，不仅在社会事务中提供公共产品，还更多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成为政府的“合作者”。在第三阶段，慈善公益类功能有明显下降，这一趋势可能受到报道中出现以公益募捐为主要功能的基金会比例减少的影响，而涉及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的报道则继续保持大幅增长的态势，反映出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越来越多地被国家认可和重视。

为分析报道中社会组织的活动地域变迁，本文参考中央政策文件对我国地域的划分方法，将31个行政区域（不含港澳台）归纳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同时将整合后的社会组织活动地域数据与时间段做关联性分析，结果如表10所示。

在社会组织建设发展初期的第一阶段，《人民日报》对全国性社会组织给予了最高的关注，远远超出对其他地域的关注。这一时期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存在，全国性社会组织通常由政府部门监管，具有更强的合法性和政策支持背景，而地方性社会组织的功能和规模尚未得到明确界定。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选择此类社会组织进行报道与国家治理框架达成一致，有利于树立典范，为地方性社会组织的建设发展发挥示范作用，促进政策的标准化执行。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在各地方活动的社会组织的可见性明显提高，对全国性社会组织的报道总体下降，但全国性社会组织仍占主导。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地方性社会组织取得充分的发展，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从各个时期来看还是整体而言，《人民日报》对东部地区社会组织的关注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对东北地区的报道量最少。受到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组织拥有更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其活动也更容易具有议题显著性，因此更多受到主流媒体的重视。此外，虽然我国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优于西部地区，但西部地区的社会组织获得了更多的报道。这反映出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有着更多的政策扶持，如政府购买服务等，西部地区政府部门间的关系网络规模和强度也强于中部地区，政府投入了更多资源用于发展区域经济、支持公益事业以应对自然灾害。

五、结论与讨论

30多年间，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多将社会组织议题呈现在要闻版、政治版和社会版等重要版面，体现了相关议题在整体媒介生态中的重要性。新闻报道主要采用“建设与发展”“公共服务”等框架构建我国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和资源动员等功能，同时通过“培育合作”“改革与立法”“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等框架强调党和国家对社会组织建设发展过程中的规范和功能引导作用，并呈现出将社会组织逐渐嵌入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变迁特征，认可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等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功能作用，具体将社会组织塑造为救灾、公益慈善、扶贫等领域的合作者形象。同时，我国社会组织在主流媒体中的媒介形象建构和变迁，折射出了“国家—社会”互动实践与关系变迁的特征。

1990—2020年，我国社会组织在《人民日报》新闻报道中的媒介形象呈现出功能从单一到多元分工、日渐丰富的特征。这一特征既展现国家主导性规范思路的变迁，也一定程度反映“国家—社会”的互动与张力，社会组织在嵌入行政体系的同时，也在社会治理中愈加发挥能动作用。

第一阶段（1990—2003年），政策以控制型为主导，国家通过出台《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法规确立了影响深远的双重管理体制，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总体以限制为主。作为新生事物的社会组织尚处于萌芽发展阶段，仅在公益慈善、帮扶弱势群体等特定领域提供部分公共服务，未能深入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的整体体系中。这种关系反映在新闻报道上就表现为报道数量较少，社会组织整体在媒介生态中的地位较为边缘。《人民日报》对社会组织的态度较为保守，主要关注大型官办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的显著事迹，而对社会组织与政府、公众等其他主体的关联性关注较少，反映出“强嵌入—弱自主”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

第二阶段（2004—2012年），国家对社会组织实施以发展型为主导的实践策略，逐渐将社会组织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开始投入资金、政策等资源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提供服务等多元场景，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明显加强。这种实践互动变化也反映在《人民日报》新闻报道话语中。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对社会组织的报道策略明显变得更加积极，报道数量显著增加，报道社会组织的话语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培育合作”“改革与立法”等框架共同强调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引导作用，党委领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等社会治理的各领域，社会组织被塑造为党和政府引导下全面的合作者形象。报道体裁、信源等其他指标的分布也更加多元化和均衡，体现了社会组织与多元主体的联结，体现出我国逐渐构建“强国家—强社会”模式的内在要求，国家和社会组织彼此嵌入、相互赋能。

第三阶段（2013—2020年），2013年后，《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慈善法》等法规政策陆续实施，“国家—社会”关系在发展型战略的基础上朝着规范化方向进一步发展，除部分领域公共服务的供给功能外，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发挥的作用得到了党和国家的进一步重视。《人民日报》中社会组织相关的报道数量不仅继续增加，“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框架占比持续上升，社会组织作为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重要主体的角色，特别是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得到充分认可。此外，国家对社会组织的规范与管理的法治化程度逐渐加强，“改革与立法”“规制取缔”等框架都有了较大比例的上升。这种变化反映出发展型和规范性策略的混合使用，国家对社会组织朝着培育与监管并重的规范性战略演进。此外，也反映出中国特色“党社关系”，通过党建的引领和多元支持，将社会建设与发展目标嵌入社会组织的微观结构中，社会组织也积极寻求“反向嵌入”，发挥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动性。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需要重视党的独特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分析更具有“定调者”特征的新闻评论与理论性文章，也展现出类似的趋势。1990—2020年，《人民日报》对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与发展成就的评价逐渐淡化，转而强调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培育与规范管理，关注党建引领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行动路径与创新意义，邀请专家学者作出相关政策解读或时事评价的文章比重显著上升。

此外，研究也发现不同性质、类别的社会组织在媒介形象整体图景中呈现差异化的可见性，仍呼应了以往研究“国家—社会”关系的“分类控制”战略。社会团体的媒介形象可见性与其在现实中的规模数量相差不大，均占据了主流。而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在《人民日报》上的可见性与其在现实中的数量存在较大差异。在功能类型上，《人民日报》更关注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如慈善公益、行业协会等）以及资源动员功能，对应了我国“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政策设计。在报道社会组织活动范围上也出现了媒体可见性与社会组织经济社会地位不完全一致的特征，对全国性社会组织给予了最高的关注，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通过对1990—2020年间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中社会组织相关新闻报道的整体勾勒，研究从媒介形象建构的视角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的特征与逻辑，对社会组织如何逐渐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实现多元功能演进、深度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媒介话语的经验支撑。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提供公共服务，在党委领导下积极发挥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同时，社会组织也逐渐规范自身发展，完善内部治理权责边界，提高组织行为透明度，接受党和国家的规范监督。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仅关注了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对社会组织的媒介形象建构与报道策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社会组织也积极尝试在社交媒体平台中获取更多可见性，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我国社会组织如何吸引社交媒体平台等进行形象建构，以及比较不同媒介平台中社会组织形象建构的异同等，为数字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多元形象提供更丰富的经验材料。同时，未来还可以通过经验比较，分析不同主体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差异化建构与再阐释过程，深化“国家—社会”关系的微观日常实践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