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联合易善数据发布了《中国慈善捐赠报告（2024）》（Giving China 2024）。报告对标美国的年度慈善捐赠报告《Giving USA》，对中国慈善捐赠的总体来源和领域去向进行了呈现，并对慈善资源在公益慈善组织之间的流动特征进行了分析。该报告在方法和目标上主要有三个方面特点：一是采用自下而上的数据整合路径，基于微观社会组织或项目层面的捐赠数据来统计、推算并得出总体结论，而非基于各地现有的统计数据，数据颗粒度细、分辨率相对较高，并能呈现慈善资源在组织间流动的情况；第二是突出用户导向，不仅为政府和全社会提供了解我国慈善捐赠生态的数据基础，还尝试从捐赠人以及筹款人的视角来提取数据和呈现结论；三是方法论尽可能清晰、明确，以达成数据结论的可复现性和跨年可比较，同时也有利于行业伙伴和其他学者共同参与相关统计、推算方法的迭代。

通过捐赠数据分析，除了报告中呈现的关于我国慈善捐赠来源与去向的结论外，我们还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特征有更深的认识，此处列举其中比较突出的三个方面：

一是在中国慈善捐赠的宏观动力来源上，市场主体的理性驱动突出。

这里的市场主体主要就是指企业，在面向社会组织和红十字会的捐赠中，我国企业捐赠的总量高达76.6%。相比之下，《Giving USA 2024》中呈现的美国企业捐赠只占7%。清华大学团队曾根据慈善系统的宏观动力来源区分了为国家慈善、市场（驱动）慈善、社区/社群慈善、个人/家族慈善、专业慈善、宗教慈善六类，当然近几年我国还有第七类慈善的兴起——由技术推动的、蕴含在“羊毛出在牛身上”等互联网参与模式中的行为慈善。报告中呈现的企业捐赠主导则表明，中国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义利兼顾方面有更突出的表现。虽然民营企业捐赠和民营企业家捐赠往往很难完全区分，但总体来说企业捐赠更多代表组织集体选择，理性考量多于情感因素，受政府关系、企业形象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其背后是我国独特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与国家的倡导、动员有关。当然，在突出的企业捐赠之外，我国个人捐赠、尤其基于互联网的个人捐赠在过去十年来的发展迅速，企业家及其家族慈善事业也正在兴起，社区/社群慈善也方兴未艾。此外，我国还有少量独特的来自社会组织、事业单位、政府和群团组织的捐赠，不过这些捐赠在本质上是以单位或工作场所为载体的个人捐赠集合。

二是我国慈善生态系统更多依靠“新钱”支撑，慈善资产的沉淀及其保值增值对慈善生态系统的支撑不足。

2023年我国社会组织及红十字会的投资收入仅约50亿元，保值增值对慈善事业的贡献较低。而美国《Giving USA》报告把基金会列为慈善捐赠的来源端，2023年在所有慈善捐赠中占比高达19%，其重要的理由在于美国私人基金会很多都是以保本取息的Endowment形式设立，通过投资增值来提供源源不断的善款，简而言之基金会是基于“老钱”增值而不断出新，因此可以看成独立的慈善捐赠来源；同时《Giving USA》在捐赠去向端也列举了基金会，这部分捐赠去向相当于当年的个人、遗产、企业等捐赠沉淀到基金会中的慈善资产占比。相比之下，我国大多数善款是通过公募而来，即使在慈善资源上游的企业基金会也大多采取预算制，本质上也是即筹即支，因此《中国慈善捐赠报告（2024）》选择将基金会作为捐赠接收主体，而未将基金会看成独立的慈善捐赠来源。

三是我国基金会与基金会、基金会与其他非营利组织之间存在相对复杂的慈善资源流动关系。

在美国的慈善组织生态体系中，基金会和其他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相对清晰，多数基金会扮演上游资助者角色，重心之一在“管钱”（保值增值）上，“花钱”的事儿则交由其他非营利组织去具体执行。也就是说，美国基金会和其他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分工相对清晰、明确。相比之下，我国不同的基金会差异较大，例如同样都是没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企业/企业家基金会可能是在慈善生态系统的上游，而高校基金会作为高校接受捐赠的钱袋子是处在慈善生态系统的下游。而很多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慈善会是运作型机构，既“筹钱”又直接“花钱”。因此我们在《中国慈善捐赠报告（2024）》中看到基金会捐钱给基金会、上级慈善会捐钱给下级慈善会等慈善资源内部流动现象，导致慈善捐赠容易被重复统计。这样一来，其他直接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受基金会、慈善会的滋养其实是非常不充分的。此次报告的重要创新即是根据慈善资源的流动方向建构了一个公益慈善组织生态模型，打破了传统的基金会、慈善会、红十字会、其他社会组织分类，区分了资源型组织、公募筹款型组织与非公募筹款型组织，从而有助于国际比较和得出新的认识。分析表明，在上述三类组织中，公募筹款型组织接收的企业、个人等系统外捐赠占整个公益慈善组织系统的58.78%，也即表明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慈善会在中国公益慈善系统中扮演关键的慈善资源动员角色。同时，这些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在早期大多是由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尽管已经相对社会化，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慈善事业在宏观动力上的国家驱动因素。

以上结论呈现了我国慈善捐赠及公益慈善组织系统的部分重要特征。有人认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有自己的特色，没必要与其他国家做对比。然而我们认为正是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报告才得以更好地呈现中国公益慈善生态的特征。当然，该报告作为重启慈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初步尝试，也有一些重要缺憾，尤其慈善捐赠统计没有纳入那些未通过社会组织和红十字会流动的捐赠资源。例如直接捐给政府事业单位的慈善资源，捐助到宗教场所的慈善资源，以及点对点直接赠与到受助人的慈善资源。对我国慈善捐赠图景的完整描绘还必须依靠相关政府部门、公益慈善行业组织、学者的长期努力和共建。

*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报》2025年4月30日慈善版